一个多月前的第六届宁波国际服装节给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带来的除了一串串沉甸甸的数字外，还包括来自世界１４个国家和地区客人们的赞赏和评价。比如，第一次来宁波的德国男装协会副主席吕思南博士在考察之后，惊讶与感慨溢于言表：“我们晚来了两年！”
    一个来自非官方的数字表明，目前宁波共有服装工业企业２０００余家，年产服装达１３亿件，占全国服装总产量的１２％左右。服装的产量、销量均居全国第一。
    如今，但他们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宁波为实现目标所付出的努力与所面临的挑战将一样巨大。

第二次浪潮后遗症：“龙头地位开始动摇”

    进入２００２年，宁波服装业一直是业内讨论的话题。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宁波的服装龙头地位开始动摇。
    这个立论的依据是：一大批原来颇具规模的中型服装企业，因产品单一、业务渠道改变、企业缺乏创新改革精神等因素，相继陷入破产、兼并、艰难度日的困境，如迷霞、双鼠、步云等；宁波服装产业的竞争对手异军突起，近有温州、杭州，远有广东、福建、大连，并且，与它们相比，宁波服装单一的西服、衬衫令其在国内服装业的竞争力乏善可陈；宁波已连续多年没有再冒出一家销售额能够达到３亿元以上的新服装企业。
    官方的统计结果也似乎为之证明：今年上半年，宁波的服装行业虽然保持一定的增长率，但与其他行业相比有所下降。
    对于这些无法回避的事实，宁波服装业内人士归结于宁波服装产业第二次浪潮的“后遗症”。
    翻开宁波的服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服装发展的缩影。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服装流派——红帮裁缝。红帮裁缝制作了中国第一套国产西服和第一套中山装，开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并掀起了宁波服装产业的第一次浪潮。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宁波许多服装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力度，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电脑排料、摊布、自动生产、立体熨烫、自动包装生产线，提高生产设备的加工工艺水平，全市８５％以上的重点服装企业关键技术装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准。大规模的机械化成衣生产代替熟练的手工劳动，杉杉、雅戈尔为代表的宁波服装集团军掀起了宁波服装产业第二次浪潮。宁波服装也凭此奠定了在国内的龙头地位。
    然而，细心的人们注意到，在第二次发展浪潮中，宁波的几大服装巨头，只不过完成了一个工业化品牌的创建工作。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宁波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国强认为，工业化、大规模服装产业导向已很难适应当前服饰时尚潮流的需要，这不仅是宁波服装业出现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服装业都面临的问题。只不过，宁波服装企业在国内以大规模、工业化、集团化制造著称，现代人追求服饰时尚化、个性化的潮流对宁波服装业的影响更大些。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服装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快，面对国外服装巨头的杀入，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服装业必须要有自己服装品牌的个性和时尚，并渗透自己的各种文化内涵。”
    业内的一个共识是，下一轮中国服装的竞争将进入品牌服饰文化动作时代，工业化品牌运作９０％以上将很快被淘汰。显然，宁波服装业需要开始认真思考一下，如何酝酿自己的第三次发展浪潮了。

第三次浪潮：从工业品牌时代转向时尚品牌时代

    事实上，早在三年前，温州人就给宁波服装业敲响了警钟。１９９９年，温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服装企业在宁波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东路开了一家西装专卖店。令人想不到的是，就是这家温州小企业的西服，一下子成为服装之乡的热点。它虽然价格不菲且绝不打折，但却以其亮丽的色彩系列、流行时尚的款式火爆甬城。
    然而，当时的宁波服装巨头们根本不把这些温州小服装店看在眼里：千万元的销售怎么能与宁波企业每年十多亿的销售相比。一家企业的老总甚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温州服装总体上来看还是小打小闹，与宁波服装业还有较大差距。如今看来，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夜郎自大。
    但宁波服装界不乏具有先见之明的商人。他们开始意识到：宁波服装产品单一，使宁波服装业既拱手让出不薄的市场份额，又导致自身竞争的白热化。他们反思，宁波服装如何走多样化时尚化之路？
    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其实早有答案。去年专程参加宁波国际服装节并举行女装发布会的韩国时装设计师协会主席裴勇认真地告诉宁波人：营造时尚氛围，女装是关键。从服装发展来看，男装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停滞不前，但女装的变化和组合却是无穷无尽的，处处体现着时尚。
    痛定思痛，发展女装开始被宁波市政府和宁波服装界提到了议事日程。去年，宁波的女装委员会应运而生。
    “要立足于发挥男装的既有优势，同时发展女装、职业装、童装、休闲装、针织、内衣类、羊毛衫，努力实现“时装化、职业化、个性化、品牌化”。宁波市“十五”服装发展计划提出的目标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宁波服装企业的行动宣言。去年，以西服看家的“罗蒙”集团亮出打造中国时尚女装品牌：投资７８０万美元，与韩国高级时装品牌“迪可”合作，以每天两个新款的速度进军女装市场。有服装业“航母”之誉的雅戈尔集团今年６月与日本三井物产公司联姻，年产６万套高档职业女装。同时，推出一系列休闲西服、衬衫、夹克等。致力于打造“中国时尚第一品牌”的太平鸟集团，在上海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中国一流学府毕业的设计团队。宁波服装巨头挺进女装业，加上原有的仙甸、唐狮等品牌，改写了男装一统天下的格局，标志着“宁波服装整体进入新时代”。
    宁波服装曾靠品牌战略打天下，多元化同样离不开品牌的提携。杉杉总裁郑永刚认为：“那种想把一件西服卖给全国人民的时代早已过去，一个服装品牌只能定位在一个层次的消费群体。”这个观点，随后慢慢为宁波所有的服装企业所接受。
    杉杉从１９９９年起就开始实施多品牌战略，目前杉杉集团服装板块已拥有杉杉、法涵诗、玛珂·爱萨尼、纪诺思等不同风格和市场定位的十大品牌。雅戈尔在第六届宁波国际服装节上隆重推出并于年底正式面市的“金色雅戈尔”，是专门为高消费群体“量身定做”的系列高档西服。洛兹在继续发展洛兹服饰、洛兹·法雷德、维戈洛斯的同时，今年还推出了男装品牌“米多”。培罗成自去年亮出了卓洋高级成衣以后，今年又引进了杰米·迪亚休闲西服。宁波服装企业终于迈出了从“工业品牌时代”到“时尚品牌时代”的第一步，第三次浪潮由此暗流涌动。
    陈国强在评价宁波服装多元品牌化时告诉记者，宁波服装多元品牌能够很快成功，关键是宁波服装企业抓住了市场的核心问题，即宁波服装品牌多元化完全适应了服装市场多元化的需求。
    而专家们对此则有更高的评价：宁波服装发展多元化品牌的尝试不仅为宁波服装产业走向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也解决了当前中国服装业发展如何突破的关键问题。

国际化之路：合作比竞争更艰难

    一个让宁波人至今无法释怀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服装大市，宁波在机制、品牌等方面领全国风气之先，但在国际市场上，至今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
    陈国强认为，宁波服装产业的发展要加快与世界各地的合作，宁波的服装也要走向世界，并与世界的著名服装企业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宁波的服装早日跻身于国际著名品牌的行列。
    而在这方面，企业显然更有发言权。在通往国际Ｔ型台的路上，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其中的代表是雅戈尔。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雅戈尔与日本晃晃服装水洗公司签约，生产涉及营服装的印染、水洗、制造、加工和销售，突破了制约宁波服装乃至中国服装因国内面料质量不过关、面料采购受制于国外这一瓶颈。不久，又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日本伊藤忠等公司合作，投资１亿美元，兴建占地面积达５００亩的纺织工业城，大举进军上游产业，生产各类高档纺织品和面料，构筑完整的产业链。
    但随之而来的国际生存环境恐怕让他们从容不起来，正如杉杉集团总裁郑永刚所说：“过去二十年，我们学会了竞争，现在我们要学会合作，因为合作比竞争更难。”
    这可以看作宁波所有服装企业的切肤之痛。宁波服装企业老板们终于在合作的历程中丈量到了自己以及这座城市与国际的距离。
    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建明向记者讲述了杉杉的一次合作经历。杉杉一贯的生产管理模式是实行计件工资，按产品质量进行考核，做坏了要处罚，质量出大问题则要将肇事者挂牌，但与外方合作后，对方却要求通通取消这些制度，而加强事前的培训，为工人们制作作业指导书。他们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工人愿意把衣服做坏，如果做坏了，管理层首先应该反思自己是否在事前将新单子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向工人说清楚。这一可以归结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冲突一度让杉杉的管理层大为震动。
    而让培罗成集团执行副总陈挥感触很深的是这样一件事：在与外方的交流中，外方营销总监的一个问题让整天忙得连轴转的他顿时无言：“你一个月打几次高尔夫？”“这说明外国企业家的生活达到了一定的层面，”陈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与他们做品牌的理念是相通的，他们做品牌就像经营生活一样，不仅生产西服，而且生产围巾、沙发等一切家居用品。而如果我们用他们的品牌，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他们的生活。”这种前卫的做品牌理念让培罗成无法接受，合作因此流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服装产业上，中国与意大利的直接合作很难成功，只能通过日本商人的撮合。这就是宁波服装业国际合作中普遍的“中外外”合作方式。汪建明解释说：“因为意大利人不熟悉中国，担心在合作中被骗。而日本人既熟悉中国人，又熟悉意大利人，所以他们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中介作用。”从这个层面来说，宁波乃至中国的服装产业要得到世界的首肯，依旧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